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11月出台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又明确提出“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2010年，生物育种被正式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与推动下，“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功能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品种选育、安全评价、产品开发、应用推广等各环节在内的转基因育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黄大昉说，“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开发的整体水平已在发展中国家中居领先地位。”

黄大昉表示，尽管我国转基因育种的整体实力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但目前我国在棉花、玉米和水稻转基因技术的某些方面已居国际前列，并具有自己的特色与优势。

值得强调的是，抗虫棉的研究开发是我国独立发展转基因育种，打破跨国公司垄断，抢占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的范例。

抗虫棉的应用，显着降低了棉铃虫对棉花、玉米、大豆、蔬菜等多种作物的危害，农作物总受益面积达3.3亿亩。“抗虫棉产品不仅实现了国内市场占有率的逆转并取得绝对优势，还走出国门，向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等国转让，在国际棉花种业市场上争得了一席之地。”黄大昉说。

仍需加强监管与创新

针对公众最关心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黄大昉一再强调：“经过严格科学评价依法批准生产应用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其风险是可以控制的。转基因在国内外大规模应用16年以来，从未发现任何有实证的安全事故。”

不过，黄大昉认为，虽然至今未发现任何转基因安全事故，但是，仍要继续加强科学研究，不断提高转基因安全管理与评价水平，以便及时发现和消除潜在风险。

“若我国能充分利用在制度、资源、人才和技术上一定的优势，抓住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发展的有利时机并大力推动其产业化，一定能够增强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反之，如果我们犹豫不决甚至止步不前，就将失去这一难得机遇，不仅农业发展会受制于人，还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黄大昉说。

最后，黄大昉对转基因育种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战略研究与部署，确保重大专项计划目标实现。要下决心扭转安全性评价与品种管理职能分离和程序繁复的现状，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研发水平居国际前列、已获得安全应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应加快审定，争取在3~5年内推广应用。

第二，高度重视和大力开展转基因技术的科学传播。政府部门应及时进行安全管理与评价有关信息的权威发布，扩大与公众交流、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科技工作者要有责任、有义务解疑释惑，积极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认识和对待转基因技术。

第三，以转基因品种开发为动力，促进作物种业创新。要加快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级生物育种工程中心的建设、完善包括融资、并购、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扶植和鼓励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的政策并推进实施，力争用较短的时间培育出拥有转基因核心技术、形成较大生产规模、可与跨国公司抗衡的现代育种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

《科学时报》 (2011-06-27 b3 视界·观察)

《黄大昉：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可安全食用》

2010年2月23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该组织有关转基因作物全球发展态势的连续第14个年度报告。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就现在的知识水平和法律管理的一系列措施来讲，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安全性已经可以明确下结论，“它们和非转基因是一样安全的，所以可以放心食用”。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两种转基因水稻是由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等人研发的，而转基因玉米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范云六院士等研发。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

此后，有关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问题在网络上引起了大面积的外行争论。“我可以理解很多人对这个安全性提出问题。”黄大昉如是说。不过，他想强调，中国的作物安全性管理是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的，同时也根据中国的法律严格进行管理。早在1996年，中国就颁布了第一个相关法规，“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对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做了大量的工作。结论是明确的”。黄大昉认为，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几个产品，和非转基因水稻、玉米是一样安全的。“当然，看起来我们还要做更多的宣传、知识普及工作”。黄大昉认为，这是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

据黄大昉介绍，通常情况下，一个农业产品得到安全评价证书以后，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法律法规（如《种子法》），还必须要经过品种审定。所以按照目前的进度，至少还需3年时间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商业化种植。

黄大昉还指出：“中国在国际上是为数不多的具有独立研究开发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之一。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是很多国家都在进行转基因的研究，或者说有研究，还没有到商业化的阶段。”他认为，尽管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几乎跟国外同时开始，可是因为整个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比较落后，所以我们在创新能力上仍有很多不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现在还要追赶国际一些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基础研究。可是有一点非常重要，知识产权的意识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要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某些作物、某些基因做到了，可是整体上还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还必须要进一步努力。”黄大昉强调，获批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就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目前国际上推动转基因作物发展的主要是跨国公司。“它们手里的基因更多，它们开发、发掘的基因就更多。”黄大昉说，今后我国农业高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对产业化机制问题的讨论。“我们要走市场化道路，要让企业逐步地唱主角，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而这个正好是我们国家的软肋、我们薄弱的地方。因为我国研究单位、中间成果转化单位和企业是割裂的，它不像跨国公司，（所有步骤）在一个大公司里很容易操作。”黄大昉认为，要借着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实施，逐步地培育一些龙头企业，让它们成为创新主体。但他不主张科研单位自己去办公司，而是应该和企业合作研发。

《科学时报》 (2010-2-26 A1 要闻)

《黄大昉专访：转基因技术事关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离不开转基因技术

记者：我国为什么要发展转基因作物？

黄大昉：当前，农业面临严重挑战，突出表现在种植业生产上，粮食一度徘徊不前，棉花出现滑坡，油料开始减产。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上的新突破，农业生产很难获得大幅度增长，很难再上一个新台阶。转基因等生物技术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

记者：转基因作物有哪些优点？

黄大昉：转基因技术能对农作物的质量、数量进行精确的改良和提高。转基因作物在产量、抗逆能力（包括抗病、抗虫、抗冻、抗除草剂）和营养品质等方面较传统作物有显着改进，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缓解了环境的不断恶化。

抢占转基因技术制高点

记者：请您谈一下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黄大昉：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转基因作物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转基因抗虫棉的育成打破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开发并拥有抗虫转基因技术专利的国家。在这项成果的带动下，转基因水稻、玉米、小麦等多种作物以及林木的研究进展迅速。

目前，除抗虫棉以外，转基因抗虫杨树和抗病毒木瓜已被批准大规模生产应用，其它转基因作物正在进行田间试验和安全性评价，尚未推广应用，产品也未进入市场销售。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全球转基因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情况，以及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在全球的地位如何？

黄大昉：自1996年到2007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累计达到6.9亿公顷，12年间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67倍，推广应用速度之快为近代农业科技发展上所未见。

尽管我国生物技术研究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已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垄断，基本建成了转基因育种研究与开发体系，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自主基因产权，并独立实现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国家。

记者：转基因技术未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

黄大昉：目前各国研究开发的多是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它们的效益主要表现在减少农药使用，节约劳力、增产增收和保护生态环境上。

下一代转基因作物将以抗旱抗盐碱、有效利用氮磷钾肥为目标；从广大消费者的需要考虑，品质优、营养丰富、具有医疗保健功能的食品更是未来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已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能保障安全

记者：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如何？

黄大昉：同传统食品相比，有些转基因食品甚至比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比如说非转基因玉米，往往会因为虫害而诱发霉菌毒素感染，这样一来，无论是食用还是做饲料都会产生危害。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担忧，主要因为对转基因知识了解的还不多。事实上，今天我们种植的绝大部分作物已经不是自然进化而生的野生种，而是经过千百年人工选育，即转移基因创造的新物种和新品种。

基因工程育种与传统杂交育种方法不一，但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在原有品种基础上对遗传基因进行改造，但基因工程能使其更为精确、更有预见性、效率更高。也就是说，人类现在食用的食物，其本质也是转基因食物。

转基因食品所转入的基因对人是安全的，而对害虫有很强的杀伤作用，也就是说，转基因像长了“眼睛”，只杀害虫，而不伤人。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大大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不仅对人、对环境，对整个地球都是有利的。

转基因食品种类不断增加，至今仍没有发现由于食用转基因食品而对健康造成损害的事例。

作者：蒋建科 丁洁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08-11-27

黄大昉的个人介绍：

1965~1995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副所长。

1986~1988年和1992年曾以访问科学家身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微生物分子遗传研究。

1995~2005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农业部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