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验结果全部雄性实验鼠没有癌症阳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找出草甘膦对雌性鼠致癌的机理。

2、符合oEcd试验指南要求的分组，两年试验后阳性比例均在2-4%，从动物实验的重复性、再现性偏差角度看，难以确定草甘膦致癌的结论（即使其他仪器分析检测项目，重复性再现性精度也是有限的）。如果以这样低的阳性比例作评价，大多权威机构认定草甘膦不致癌或者致癌可能性很小是合理的。

3、法国塞拉利尼试验分组试验动物数仅10只，且自称不到一年就已有好些动物致癌，两个试验表现差异如此之大，的确很应该寻找背后的偏差原因，可塞拉利尼为何拒绝向EFSA提供进一步的试验信息呢？用是否符合oEcd试验指南作判断，显然塞拉利尼试验结果没有什么科学价值。

4、从本试验数据来看，两年试验期30mg\/kg剂量组，累积摄入草甘膦剂量已达mg\/kg，大于无毒物质分级剂量的4倍，不要说评价Ld50半数死亡计量值，连致癌阳性率都低于2-4%，是否可以证明草甘膦进入动物体内的降解和排泄是比较容易的？试验大鼠在试验摄入剂量条件下，98%以上实验鼠的器官都正常，没有体现毒性累积作用，能否应该得出草甘膦在动物体内不累积的结论！

四、规范使用草甘膦对于人类不致癌

依照美国制订的草甘膦大豆残留值不大于40mg\/kg，欧盟20mg\/kg。中国进口大豆残留检测，实测值不高于5mg\/kg。

如果以每人每天吃1kg大豆折算到60kg平均体重，则每人每天单位体重可能摄入草甘膦，按美国标准允许最大值应不大于0.67mg\/kg，以中国进口检测不超过小麦标准值折算应不大于0.083 mg\/kg。这大约是孟山都试验中不致癌5mg\/kg剂量的1\/8~1\/60，可以看出相关标准制订中，即使从致癌安全性角度，也已留有10～100倍率的安全系数。

因此，我们显然应该接受最终结论——按照相关标准指标控制草甘膦残留含量，食用转基因大豆不具备对人体造成致癌的风险！

草甘膦是当下最为低毒、高效、降解快的广谱除草剂，作为替代其他毒性更高的除草剂，草甘膦的使用量逐步增加，科学家率先利用开发了抗草甘磷除草剂转基因技术，促进了草甘膦应用的推广，加快了百草枯等毒性更大除草剂品种的淘汰。2014年全球草甘膦总计消费约为75万吨，其中转基因作物消费约38万吨，与非转基因作物等的使用量基本上各占一半，说明非转作物也在用草甘膦替代其他除草剂。

美国癌症发病率从1990年前后达到高峰以后逐年下降，下图列举了四个城市癌症发病降低的趋势。即使霍奇金淋巴瘤的发病率，从2005年到2015年也下降了6.1%，统计学上意义显着。如果硬要与转基因技术应用使草甘膦用量增加的现象直接挂钩，是否可以证明草甘膦抗癌？这仍然让反转的炒作陷入自相矛盾。

五、试验报告为何不公开

人们往往质疑，既然草甘膦对人类危害可控、不致癌，孟山都向中国提交各种毒理学实验报告为何不公开？于是很容易怀疑、猜想，容易被造谣者恶意引申、煽动、利用。

我们看这个试验过程延续两年，四个剂量分组十四个器官分类，总计用了4820只实验鼠才得到有效试验数据。为排除试验干扰因素保证数据有效性，这些实验鼠都是专门培养的单一标准化品种，食物喂食的种类与数量的一致，生活环境一致，还要分组分笼分隔划区饲养。最后为了得到实验数据，还得定期验血、体检、观察外形体貌和行为进行对照，一直到试验结束后处死、解剖等等试验规定工作。可见期间牵涉到巨量的人力、物力、时间、仪器设备工具、耗材等等。推测整个实验过程将耗资几百、几千万是完全可能的。请问，你如果是试验的出资者，愿意免费向商业竞争对手或社会公开全部试验报告和数据结论吗？

草甘膦的广泛应用的确涉及公众安全，国家部门已经有专门的管理法规保障。农业部依靠安全委员会专家审核原始报告，得出审核结论并对其负责，监督流程互相交叉，本身就是很合理的管理办法，全球各国的转基因安全管理也基本如此。不需要也不应该由一个老百姓依据自己个人的不信任而要求任意公开企业的商业秘密。类似安全体系问题，不相信科学、不相信政府，靠个人能力能够实现系统安全保障吗？普通老百姓想要直接参与安全审核过程，不说专业能力是否够格，从程序安排角度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回到标题的问题，草甘膦致癌吗？

以此案例简单分析，回答是——对于动物只要剂量增加，致癌的可能会继续上升，IARc以此为据，按其分类原则定性提示较可能致癌没有问题。但是，依照现有执行标准控制草甘膦的农药残留，控制人类直接或间接摄入草甘膦的剂量，特别是对于普通消费者吃转基因食品可能摄入的剂量来说，草甘膦并不致癌！（事实上人类因草甘膦、转基因致癌的说法，至今未得到医学界确认。）

（作者为谢振邦教授，科技部高级顾问，发表于2018年。）